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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如此，法律信仰才有可能从初级阶段过渡到高级阶段，也就是从良法的信仰过渡为无选择的信仰。
[30]参见张康之：《论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行政论坛》2008年第6期。一方面，社会组织成立环节的自治以自下而上的涌动路径逐步实现，经历了从区域性地方试点到全国性举措的准备过程。
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承载了现阶段中国社会成员的利益组织化诉求，且这种诉求契合了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的属性与趋势。其二，行业自律是以遵守行业义务践行法律义务、推动法治精神实现的重要路径。在权力异化层面，社会权力腐败的原因之一在于官办社会组织乃至掌握更多资源的民办组织在产生方式、组织管理、资金筹集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异化。弱势者聚集起来可能就非弱势，成为拥有社会力量的组织之后很可能成为强势群体。社会权力生成的另一种路径是权利向权力的转化。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性社会组织中新立四类组织所占数量和比例与前三年相比并未有明显变化。在社会组织审批登记问题上，自上而下的推动主要表现为两方面。我们非常真诚地期待，在总书记的要求以及两部党内立法法的具体制度性的规定之下，中国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依法治党的进程的展开，能够获得大的提升，能够最终贡献于党法和国法之间的法治协调，能够贡献于法治中国更加完备的体系建构。
民主立法原则就是要开门立法，要透明立法，立法过程当中，不仅要对各个部门开放，还要对普通党员开放，还要对群众开放，以使得党内法规建设，在议程早期就具有更加充分的党内以及民意基础。8将党的权力纳入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之中，通过规范的党内立法而不是既往的政策、口号方式来治党和治国，这是中共执政思维与治理文化的重大变迁，是党模范遵守宪法与法律的积极表现。也就是说依法治党和依法治国原则加起来才是更完整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涵。20作为一个大型的现代政党，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之初就背负着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历史任务，在完成这一基本革命历史任务的前提下，建立新中国之后，又要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
这就建立了明确的说明理由制度，要求在正式文本公布之后，同时公布对意见的处理情况，说明为什么采纳，为什么不采纳，这就推进了立法的公开性和回应性。缺乏与国法体系相协调一致的党法体系，不仅党的自身治理无法规范化和程序化，国法体系在既定宪政架构下亦不可能自足而有效发展。
法学教育和法律人才的培养体系，不断遭到运动的冲击，在客观上妨碍了国法和党法规范建设的进程。从文本体系上来讲，已经基本完备。30 党内立法法主动要求实现与宪法法律相一致，可以视为对曾经提出并饱受争议的三个至上提法的一种正式的官方解释方案，其结果是凸显了宪法法律的至上性。第五，制定程序、文件名称与形式随意性强，规范效力及其等级秩序体系不够稳定，执行效果取决于具体领导人的政治意志。
第二，科学立法原则。姚洋：中性政府：对转型期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解释，载《经济评论》2009年第3期。这是需要在以后的条例修改或者实际的工作当中来加以改进的。强世功：如何探索中国的宪政道路？——对白轲教授的回应，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
然后在此基础上，基于党内先进性建设的要求以及党模范践行依法治国的要求，由党法确定更高义务标准，这就构成了党员与党组织必须遵守的第二重义务。公众参与不限于党员，群众也有权参与。
党内立法法不仅仅规范一部法律如何生产，还规范法律的实施以及备案审查。在规划环节，要解决我们在一定时间里面要立什么法的问题，也就是要确立什么样的立法议题的问题，又可以区分为宏观的五年规划和中微观的年度计划。
就是说它上不适用于党章、中央党内法规及其规范性文件，下不适用于省级党委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具有更强的内部性，而缺乏公开性和回应性。因此为了很好地保证国法的实施，就必须要完善党法。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党内立法的论证、参与、协商的法律效力机制保障仍然是不够充分的。因此，根据新条例的规定，征求意见情况和协商情况，是草案送审稿的必要组成部分。31 关于行政决策程序的法学分析，参见田飞龙：行政决策程序的法治定位及其合理化需求，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2、党内重大决策程序是否要建章立制。第二，宪法法律至上原则，这实际上是对党内立法法的终极目的的规定。
5 参见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18 这种挑战一直存在，有时甚至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干扰和反复，比如2013年以来的反宪政潮流就是一种代表，是对法治国家原则与执政党法治转型取向的反动，参见杨晓青：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载《红旗文稿》2013年第10期。
9 政党的比较研究与类型学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一度兴盛，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意识形态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演变，与自由民主相匹配的西方选举式政党似乎成了唯一正当的政党类型，多党制也因此成了民主的核心指标。本文的工作即为此一目标提供某种理论上的预判和建议。
21党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也充分表明，不断地建立适合其任务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保证其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奋斗取得成果的重要保障。第十九条还规定，草案征求意见的时候，应当注意听取党代表大会和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就是说专家论证已经被新条例确定为党内法规起草必经的一个阶段。近期的集中讨论参见《德国法杂志》2013年第12期的专号，尤其是汤姆金斯教授的学术总结，see Adam Tomkins, Whats Left of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German Law Journal, vol.14, no.12(2013), pp.2275—2292.8 参见田飞龙：党内立法法：依法治党的标志性举措，载《新产经》2013年第11期。第三，作为党内立法法，实际上是比照国法体系当中2000年所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来架构的。
同时，党还进行了党内法规的清理与规范化的工作。立法规划制度的建立，就使得我们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建设，能够按照科学有序的步骤展开。
1 比如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教授的转型研究，参见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二就是对于中纪委和中央各部门法规的冲突要提请处理，原则是由中央机构来进行处理。
第三个基本原则是宪法法律至上的原则。尽管这个机制还有待完善，但是已经搭建了符合法治原理的基本制度框架。
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邱道隆译，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起草阶段完成之后，就是由起草机关来提交制定机关进行审批和发布，经过审批、审查，并且进行一定的修改合格之后，进行正式的发布，发布即具有党内法规的效力。28 这一正当性内涵的拓展与行政法领域行政合法性的反思性成果具有一定的结构对称性，这进一步印证了当代合法性规范内涵的实质性变迁，参见王锡锌：行政正当性需求的回归——中国新行政法概念的提出、逻辑与制度框架，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2期。对于专家论证、公众参与、部门协商产生的意见，新条例如何处理呢？就是要求起草机构在草案的制定说明中要载明征求意见的情况和协商的情况。
在制度操作上大概有四种形式。值得说明的是，这些原则本身尚不存在严格逻辑上的分类一致性，带有执政党政策判断的显著痕迹，笔者在此处主要根据新条例的规定并结合重要性标准进行初步的学理归纳。
这个转变过程就是要通过法治型政党的建设，来配合、推动、引领法治中国的建设，使党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领头羊。它也不适用于省级党委以下的党组织的规范性文件。
4 就中国宪法科学的学术形态而言，司法范式下的比较宪法学和基于理想规范的超实证主义宪法学不能成为中国宪法科学的实在基础，有关学术批评参见高全喜、田飞龙：政治宪法学的问题、定位与方法，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从国法体系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逐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根本法，以《立法法》为基本的立法规范、由240部左右的法律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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